胡可先 | 杜甫研究再攀高峰——杜甫研究高端论坛学术总结
杜甫研究再攀高峰
——杜甫研究高端论坛学术总结
胡可先
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由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学会、浙江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杜甫研究高端论坛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九届、四川省杜甫学会第二十届年会”已接近尾声，下面由我来进行学术总结。
这次会议是杜甫研究的关节点，是中国杜甫研究会与四川省杜甫学会联合召开的。与会专家六十余人，有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等一流高校的著名教授，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知名学者，有来自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研究专家，也有在近年崭露头角在学术界活跃度很高的青年才俊。
我们这次会议重在以论文的质量遴选参会人员，因而与历次杜甫会议相比，呈现出明显的高端化与精品化的特点。因此，我就将发言的题目定为“杜甫研究再攀高峰”。
与会学者提交了五十余篇论文，根据论文的选题、内容以及相关的创获，我概括为五个方面的特色。
一
“诗史”的探掘与杜甫精神的弘扬
杜甫作为“诗史”，千余年来一直受到关注，是长盛不衰的话题。但在每一个时代，赋予的内涵也会有所不同，这样核心问题的探掘意义重大。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亮点，因为专家们提交的论文不仅富有新意，而且很有深度，这样的“诗史”精神的弘扬，又非常切合我们现在的时代实际，体现了杜甫精神与当代精神的融合。
张高评（台湾成功大学）《杜甫诗史与六义比兴－－杜甫叙事歌行与中国叙事传统》，在厘清杜甫诗史、《春秋》书法与中国叙事传统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六义比兴使得杜甫诗史之推见至隐，杜甫叙事歌行之微婉顿挫。尤其是安史之亂前後，杜甫所作敘事歌行，如《兵车行》《丽人行》《哀王孙》诸什，皆世所谓“诗史”者。除长于叙事、以诗补史阙之外，往往主文而谲谏，运用曲笔讳书，出以“推见至隐”，是所谓以“《春秋》书法”为诗，其要归于资鉴劝惩。 李寅生（广西大学）《诗史的另一面——从〈江南逢李龟年〉看杜甫展现重大历史事件的表现意义》，从《江南逢李龟年》诗切入，认为杜甫作为“忠君爱国”的典型人物，没有把胸中的兴亡之感直接倾吐出来，而是借与李龟年的重逢，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这首诗虽不及“三吏三别”那样直面重大史实，但也是一首表达唐王朝由盛到衰历史的见证。 查屏球（复旦大学）《崔氏山庄与杜甫华州期间的家居生活——杜甫辋川之作考释及弃官求食说新证》，就杜甫华州弃官这一至为复杂的问题展开四个方面的研究：“把茱萸”与移家蓝田的关系，“强自宽”与归京后居家长安生活之艰，“崔氏庄”与杜甫辋川之行，“西庄”与杜、王交往。这样就把杜甫在特定时期的经历与其产生的深层背景挖掘出来，展现出“诗史”的一角。 戴伟华（华南师范大学）《杜甫乾元元年创作——〈早朝大明宫〉〈饮中八仙歌〉的盛世记忆和现实情感》，其诗旨与查屏球之文一样，但论述的视角不风，文章对杜甫《饮中八仙歌》作于安史之乱前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以该诗是昔日帝京风流的追忆和现实情景的慨叹，与其看作是杜甫困守长安时的诗歌，还不如放在乾元元年更为合理。《早朝大明宫》和《饮中八仙歌》分别代表了杜甫乾元元年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写作。 葛景春（河南省社科院）《李白称诗仙、杜甫称诗圣来源考》，认为李白被正式称为“诗仙”的是北宋时期的徐积，杜甫被正式称为“诗圣”的，则是明中期的孙承恩，而近人普遍认为最早称杜甫为“诗圣”为明晚期的王嗣奭，则晚于孙承恩八十馀年，李白与杜甫各自代表中国诗歌的儒道互补的追求自由的超现实主义和关注社稷民生的现实主义的思想和诗风。 刘洁（西南大学）《“非君”视角下“诗史”的别样建构——以杜甫、白居易的美刺诗学为中心》，从诗学流变的层面，以白居易的接受为核心，从“非君”主题的视角对杜甫“诗史”中的“推见至隐”精神进行探索。论证杜甫完成了唐代文学史上的“诗史”建构，白居易再次进行“诗史”新变。白居易诗歌延续了杜诗“诗史”中以诗纪事的特点，也补充和演化了杜诗“诗史”中“推见至隐”的精神内涵。 张思茗（复旦大学）《杜甫阆州济时考——以唐蕃战争与阆州隶属之变为背景》，通过诗史互证，发现广德元年其三往阆州应与当时唐蕃战争及阆州隶属的变更有关，时局之艰使诗人搁置了出峡计划，转而赴阆参与防边谋略，对于杜甫这段经历的深入探讨，可以对杜甫的人生选择及精神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 张慧玲（越秀外国语学院）《杜诗“集大成”说之一解》，认为在宋人那里，杜甫是以极强的学习本领，全面学习、消化了前代文学遗产，充分吸取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学力深厚，终成诗国巅峰，“集大成”说昭示了学力和性情在杜诗中的互补共生作用。 孙微（山东大学）《“以土代火”与“四星聚尾”:论杜甫献《三大礼赋》的政治文化背景》，从天文阴阳的视角，论述崔昌献“以土代火”说的背后是天宝末李林甫、杨国忠两大集团的政治博弈，而杜甫此时献《三大礼赋》表明其与李林甫集团的政治立场具有一致性。这是对于传统观点的一种修正。 佐藤浩一（日本东海大学）《杜甫的儒教意识——以典故用法为线索》，着重以典故用法为线索来精读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认为典故中的鲁义母的这个“鲁”即鲁国，鲁国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儒教的圣地，故而用这个典故以表靓儒教意识要比其他地方更胜一筹。 吴明贤（四川师范大）《有关杜甫研究的思考》，由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切入，研究杜甫与孟子的关系，探讨杜诗中呈现的孟子思想，为杜甫儒家思想的研究提供了特定的视角。
二
杜诗本位研究的再深化
杜诗本位研究在前些有一些冷落，我在上一届的杜甫研究会年会上，就提出这个问题，拈出几篇论文进行重点评述。因为大文学研究而言，新世纪以来，虽然呈现繁盛的局面，但也表露出外围研究扩张、本位研究旁落的状态。这也是因为以前的千年积淀非常深厚，在本位研究方面要想创新非常艰难。而本次会议的论文在这方面却具有较大的数量与较高的质量，体现出我们的专家学者勇于挑战，在高位起点上努力创新的精神。我们分生平交谊、文体风格和作品文本三个方面来说明。
（一）生平交谊
胡永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早充观国宾”当为入太学及由监举参加科考事考辨》，对于前人的说法进行清理，提出“早充观国宾”，不应指传统注释中指开元二十三年前后赴乡贡之事，而是作开元十三年至十九年间在东都入太学及由监举参加科考解更为合理，由此亦可以推测杜甫一生曾参加过两次进士考试，且入过太学。 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杜甫与元结关系再探》，通过几件重大史实的考察可以发现二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杜甫读元结《舂陵行》而极力称赞，元结《大唐中兴颂》主旨及微言大义与杜甫一贯的政治态度相契合，由此可见彼此共同的遭遇和见解，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关系，堪称心心相印的知己和知音。 俞沁（浙江大学）《杜甫与汝阳王李琎交谊考论》，通过对相关杜诗《饮中八仙歌》《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八哀诗之赠太子太师汝阳王李琎》《壮游》等作品的解读，发现杜甫与汝阳郡王李琎的交谊深厚。尤其是新出土李琎所撰《韦贞范墓志铭》，使李琎的文学才能得到验证。这篇墓志呈现出李琎文学创作的实绩，对于杜甫与李琎交谊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印证与对比意义。
（二）文体风格
钱志熙（北京大学）《论安史之乱前的杜诗对初盛唐主流风承与变》，论述杜诗与初盛唐诗、乃至六朝诗风有一种承变与离合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体现在整个杜诗创作中，但安史之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即安史之乱前的杜诗，较多地继承了初盛唐的主流诗风，而安史之乱的杜诗，相对于主流诗风来说，变化更大，在审美趣味对传统有很大的突破。论文所引出的杜甫与初盛唐诗风的合离、常变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国古代诗史重要和关键问题。 刘青海（北京语言大学）《以武事比文艺——杜甫及中晚唐诗人的一种论文方式》， 认为以诗论诗是唐宋诗人很重要的论诗方式，杜甫的诗论都是用诗来表达的。这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论文方式，即以武事比文艺。他常将文学创作这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用骑射、战阵来加以生动的形容和比拟，这形成杜甫诗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既是一种论文的方式，同时也是创造诗歌意象的一种方式。 吴淑玲（河北大学）《杜甫歌行体诗的艺术境界》，论述杜甫的歌行体诗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境界：一是以散句抒情，或感慨万千，或任意挥洒，充分将叙事、议论、抒情的功能融汇到一起，形成了“以气概盛”的情感力量；二是在结体方式上自由抒写，开合任情，牢笼诸象，开合跌荡，潇洒自然，形成了开合自由的结体特点；三是无论写人或写物，总是从尽可能从更多的角度去关注，形成了类似于“楚辞”的全面周到的关注视角；四是潇洒俊逸的审美特质与风神，成为与李白并称的唐代歌行体诗歌大家。 仲瑶（浙江大学）《杜甫“吴体”与“江左风流”及其地理文化内涵》，论述“江左”以“名士风流”为内核，其浓厚的地域色彩又集中体现为“吴声”、“吴歌”之风。杜甫的“江左情结”以及“吴体”创作正是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形式上，取七律之形而破其声律，同时又采南朝流行之“双声”“叠韵”成其独特之音节、声调，自成一体。皮、陆二人以“吴体”唱和，杂吴语且以吴中风土、名物入诗就文化传统和精神渊源而言直承贺知章，体制、风格则全仿杜甫。 咸晓婷（浙江大学）《唐代七言歌行的演诵与文本变异——以敦煌伯四九九四、斯二零四九为考察核心》，论述敦煌伯四九九四、斯二零四九拼合卷与伯二五四四所载均为七言歌行体，两卷诗歌次序完全相同，仅个别文字不同，具有唱本的性质。与传世文本相比，伯四九九四、斯二零四九拼合卷与伯二五四四文字错讹的类型占绝大比例的是音讹，原因在于乐师在演诵传抄过程中重音不用意，这也证实了这两个文本的唱本性质。这样以写本与传本的对比研究发现问题，也为杜甫诗歌的文本研究提供参照的对象。
（三）作品文本
胡可先（浙江大学）《〈饮中八仙歌〉与盛唐诗仙群体》，重点考察有关《饮中八仙歌》的四个问题：一是出土文献与“饮中八仙”新证；二是杜甫对李白的理解；三是杜甫对自己的定位；四是“饮中八仙”与盛唐诗仙群体。从而揭示出：盛唐的开元、天宝年间，因为皇帝的提倡与朝廷的推动，社会上饮酒的风气很盛，李白来长安，与当时浪漫诗人贺知章等为诗酒之游，更推波助澜，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故杜甫以此为题材而作《饮中八仙歌》；“诗仙”的名号来源于道家的“八仙”，文人群体具有道家化的思想崇尚，《饮中八仙歌》所咏的八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道家追求；在盛唐诗坛上存在着一个“诗仙”文人群体，而李白是这一群体的代表，故而“诗仙”名号最后落在了李白的头上；杜甫《饮中八仙歌》既是盛唐诗仙群体的整体再现，也是诗人形象的个性展示。 刘明华（西南大学）《杜诗“会当临绝顶”异文探讨》，就杜甫代表作之一《望岳》的异文展开讨论，认为“临绝顶”可能最接近杜甫《望岳》一诗原貌，最好的办法是正文作“临”，异文标“凌”，即“会当临一作凌绝顶”，庶可两全。 吴怀东（安徽大学）《杜甫的春天——从“感时花溅泪”谈起》，主要对杜甫名作《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进行详尽的解读，从宏观上说，审美活动确实是一种移情和想象，见花落泪是杜甫此时此地偶然的情感反应，显然也代表着一种重要的审美倾向。杜甫伤春的感情反应方式，源自他所处的盛极而衰的时代环境与政治因素，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思想认识乃至气质性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杜甫在建构伤春悲秋这一底蕴深厚并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传统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左汉林（中央财经大学）《杜甫〈潼关吏〉中的“大城”“小城”考证》，作者通过对潼关一带山川地理及其防御体系的实地考察，认为杜诗中的“大城”是指潼关关楼，“小城”则是指禁沟边上的十二连城。 彭燕（杜甫草堂博物馆）《〈夜宴左氏庄〉系年辨析——兼论杜甫的隐逸思想》，在细致地解读全诗的基础上，探寻杜甫的政治取向和对官场的态度；对学术界于该诗的编年异说进行辨，以为宋人的观点仍然有说服力，此诗宜编于天宝二、三年；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杜甫此时具有退隐的念头，尤其在经历长安十年的艰难生活对政治失望后，退隐的想法日趋强烈，甚至在形式上已经接近影响生活了。这些论述具有启发性。 杨琼（浙江大学）《〈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创作时间献疑》，通过对这组诗歌产生的年代背景的讨论，对照同一时期杜甫、高适、储光羲其他诗作来看，前人为天宝十一载登慈恩寺塔诗的创作时间尚有值得探讨之处。同时，以往对于这组诗歌的关注往往集中于杜诗的解读以及诸诗思想境界的高低上，对于高、岑、储三人的诗歌文本以及艺术价值则较少关注。梳理诗歌的创作背景，深入诗歌内部进行文本细读、解析，对我们把握这组诗歌的时代意蕴和艺术价值颇有启迪。 胡秋妍（浙江大学）《唐宋大曲〈剑器〉的演变历程及其文学形态的扩容》，对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的《剑器》舞曲进行研究，钩稽其舞蹈由单人健舞发展为群舞、列队军舞的过程，其乐曲通过“移宫换羽”生成不同的大曲，通过“摘遍”“小唱”衍生小曲、次曲等，为唐宋词调的直接音乐来源。大曲《剑器》演变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文学形态，其乐曲所配文辞主题和声情的演变，体现了词体由“依调填词”转变为“拟格填词”的确立过程，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三
杜甫诗学研究的再出发
杜诗学研究一直是受到学者们重视的问题，这是因为一种学术的成熟之后，需要总结，因而杜甫诗学研究与杜诗本位研究一直是相辅相成的。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杜诗学方面的研究也有多篇，而在两个方面较为突出，一是会通，二是深化。
刘重喜（南京大学）《会通：〈杜诗镜铨〉与中国诗学批评》，论述清代杨伦《杜诗镜铨》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学术的“会通”思想：其一，《镜铨》阐述杜诗“源流”，具体落实在诗人的用语、用意、风格、派别等诗歌内部的发展变化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注释范式；其二，杨伦在“会通”思想和“推源溯流”论的影响下，完善了对杜甫诗学体系的建构；其三，杨伦通过诠释“转益多师”和“别裁伪体”，证得杜甫诗学的“正变”之道。 阮丽萍（西南大学）《〈钱注杜诗〉与清代杜诗版本——以杜诗异文为中心的讨论》，论述钱注杜诗的异文校勘，对清代杜诗版本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钱注确立的异文处理原则，被后来注杜诸家所采用；钱注删却的宋元旧本异文，在其后的杜诗选本、注本中几乎不可见；钱注于异文处刊定的正字，成为清代杜诗版本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通行用字。 汪欣欣（华南师范大学）《邵傅〈杜律集解〉考论》，论述《杜律集解》由《杜律五言集解》和《杜律七言集解》两部份组成，前者以赵汸《杜律五言赵注》为底本，以单复《杜律单注》为补充；后者则以赵大纲《杜律测旨》为底本，兼采旧题虞集《杜律虞注》之评语。《杜律集解》主要采用熔裁式的集评方式，典型体现了明代杜诗集评本的诠释方法与特点。此书在日本流传甚广，表明了日本学界对杜诗的接受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受容。 张东艳（郑州师范学院）《翁方纲论学杜》，论证杜诗学是翁方纲诗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翁氏一生研杜的结晶《杜诗附记》和其他论杜诗论中可知，他主张学杜的态度是“师其意，则其迹不必求肖之”，学杜的途径是“由苏入杜”和“黄诗逆笔”。 张锦辉（陕西师范大学）《论明清社会变革之际李念慈诗歌对杜诗的接受》，认为李念慈作为关中诗坛代表诗人之一，其生活时代及人生遭际与杜甫较为相似，其诗歌处处可见对杜诗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在语言通俗、清新自然；主客交融、意象丰富；各体兼备，沉郁含蓄三个方面，形成了当时诗坛一道靓丽的风景，对明清社会变革之际杜诗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郝润华（西北大学）《隐逸与园林：关于杜甫农事诗中的几个问题——兼评〈杜甫农业诗研究〉》，认为杜甫在流寓秦州、成都、夔州时期创作了一些农事诗，反映了杜甫诗关注日常生活的又一侧面。古川末喜著、董璐译《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基于杜甫的隐逸生活，系统考察杜甫三个时期的农业诗歌，对某些意象做专门阐释，是一部视角新颖、论述细密的杜诗研究新作。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书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四
李杜比较命题的再探讨
李杜比较其实也是杜甫诗学研究的内容，因为从唐代以来李杜优劣之争的特殊因缘，使得李杜比较成为专门的诗学命题，而且“李杜优劣论”千余年来贯穿杜诗学发展演变的始终，也促进了杜甫诗学的发展。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有五篇之多，针对的命题虽然很传统，但选取的角度都非常新颖，或从风流与日常的关系切入，或从古人的立场探寻，或从版本的合刻探索，或从笔记的校勘辨析。异彩纷呈，发人深思。
陈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风流与日常——重斟李杜之争及其垂范意义》，着眼于李杜的异同重新思考李杜之争，而重在论述李杜之差异：李诗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气度风流，一泻千里，成为其显著特征；杜诗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在艺术上千汇万状，笔触更加走向日常。而两座并峙的高峰，也构成唐诗的分野，在风流与日常的不同流脉下，对后世产生不同的垂范意义。 崔际银（天津财经大学）《“李杜优劣”平议》，梳理“李杜优劣”论争中李杜并尊、崇李抑杜、崇杜抑李三种观点，论证这三种观点的形成，与评论者的个人性情之好尚、创作定位、所属诗歌派别以及社会政治需要等因素密切相关。作者认为对待李白与杜甫的正确态度是：不可硬性区分“优劣”，而应正确体认李杜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其各自优长、深入品味其独具特色、学习掌握其表达技法，以求创作出形神赅备的优秀作品。 孟国栋（浙江师范大学）《并称背后的偏私：吕祖谦笔下的李杜优劣》，认为李白和杜甫的并称自产生时即带有一定的偏向，后人虽然接受了这一称谓，但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学者心目中李杜二人的成就还是有高下之别的，吕祖谦即是其中的一位。由于两宋时期普遍尊杜之风盛行，再加上受其家学的影响，在坚持李杜并称的同时，吕祖谦明显偏向杜甫一边，李杜二人在吕祖谦的笔下呈现出了杜尊李卑的面貌。 任雅芳《从李杜合刻看李杜并称的内涵衍变——兼论唐人文集编纂的类目演化》，首先，从李杜并称的角度切入，考察唐代士人对于李杜作品的对读，而因为对读的传统，使得李杜文集在文本传播过程中趋于一定的平衡，后代李杜文集的合刻与对读之传统也一直相融合；其次，探讨李杜合刻本的流行与唐人文集类目的演化，重点关注唐人文集类目化的特点和唐人文集类目演化与明人对读李杜的关系；再者，探讨不同时代阅读文本的差异与李杜并称之内涵变迁，从而进一步揭示“李杜”由唐宋时期古体创作之敌手，成为了明清古体、近体门类之下多种诗歌体式中双峰并峙的演变过程。 王红霞（四川师范大学）《〈墨庄漫录〉校勘辨析杜诗、苏诗条目考述》，论证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对杜诗、苏诗校勘辨析诸条颇有价值，或纠正前人错讹、或发前人之未发、或补充前人之说，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值得深入辨析和考述。
五
杜诗研究视野的再开拓
这次会议的论文最值得重视的是杜诗研究新视野的开拓，境界之高、视野之广、眼力之强、挖掘之深都超迈前贤，而根据论文的主题，我们觉得在域外杜诗学、杜甫石刻、杜诗名物与杜诗绘画方面的开拓最为突出。这一方面的研究最能体现出利用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的特点，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的学术。
（一）域外杜诗学
杨理论（西南大学）《域外视角下的杜诗阐释：以〈杜律发挥〉为中心》，论述大典禅师《杜律发挥》为日本江户后期杜诗阐释的代表作，是书所选杜诗依邵傅《杜律集解》删减而成，是《杜律集解》风行日本之产物。大典评注，本土方面受与其师宇鼎士新共同完成的《唐诗集注》影响甚大；中国方面则受《杜律集解》《杜律注解》二书影响尤大。大典不满中国注家的诸多杜律评注，特撰此书予以辩驳，其中对《杜律集解》驳斥最多。大典试图藉此书对《杜律集解》在日本接受过程中的良莠兼收现象予以纠偏，并为日本读者提供一个简明准确的杜律读本。大典的杜诗阐释，重视诗意阐发，间或解题释词亦主要为诗意阐发服务，其间对《杜律注解》借鉴颇多。 文艳蓉（徐州工程学院）《李白和杜甫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流传与受容》，论述在日本平安时代，李杜的诗歌也有一定程度的受容，对我们了解李杜诗歌的流传有参考价值。李白在平安初期的敕撰三集中受容比杜甫较多，其流传之诗多以乐府、歌吟诗等歌诗为主。李杜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流传一定程度上受到元稹白居易推许的影响，但最终未能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诗集流入较少，另一方面是平安文人的自主选择，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值得介绍的是李寅生教授（广西大学）的一篇译文《日本一百二十年来有关杜甫的著作一览及解题（1897——2017）》，作者是日本的大桥贤一·加藤聪·绀野达也，这篇文章说明了从五山时代开始，杜诗便成为了日本文人和诗僧的重要书目，在近千年的杜诗流传中，各种翻译、注释、研究之作也层出不穷。而作者集中搜集了近代以来（1897—2017）一百二十间在日本发表的各种杜甫相关著作95种，按时间顺序排列并进行解题，这对于呈现杜甫在日本的深远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二）杜甫石刻
李霞锋（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晚清学者黄云鹄碑刻研究》，论述晚清大臣黄云鹄为官四川期间，多次游览成都杜甫草堂，并有三通碑刻实物留存至今和一篇碑记文献传世。由黄云鹄光绪元年镌刻的《泊宜宾，望祭先文节公文》、光绪十年和十二年分别镌刻的《黄山谷先生小象》及碑阴《山谷公纪略》、光绪十年镌刻的《黄云鹄、雪堂含澈唱和诗碑》，以及光绪十二年撰写的《重建唐冀国夫人任氏祠碑记》的内容及其所涉及的有关史实等情况，可见他在成都杜甫草堂文化建设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郑玲（北京师范大学）《杜甫草堂何宇度刻杜公像考辨——兼及秦州宋琬刻杜公像》，论述何宇度所刻杜甫石像是杜甫草堂珍贵文物，但从清王士禛到当今学界，一直认为临摹自赵孟頫《杜子美戴笠图》。考察何刻杜像、赵孟頫《杜子美戴笠图》和万历年间流传的多种“世传圣贤图谱”杜甫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何宇度所刻杜甫石刻线像，来源于民间“圣贤图谱”，而不是赵孟頫《杜子美戴笠图》。 刘雁翔（天水师范学院）《“秦州杜诗石刻”考论》，考察唐乾元二年，杜甫流寓秦州时留诗九十多首，北宋以降秦州即形成刊刻杜诗的传统，其中以清初著名诗人宋琬策划主持刊于玉泉观李杜祠的“秦州杜诗石刻”最为著名，碑成之后与拓本同时流传，时称“二绝”或“二妙”。康熙时诗碑因战乱散佚，1998年依据拓本重刊于杜甫登临过天水另一名胜南郭寺，碑石的散落、拓本的流传都历尽曲折，对其名称、内容、集字、流传情况等全面考证，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一杜诗文化发展的重要物证。
（三）杜诗名物与杜诗绘画
蔡锦芳（上海大学）《“盍簪”“簪盍”“盍戠”“戠盍”系列考》，考释杜诗《杜位宅守岁》“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之“盍簪”，典出《易•豫》卦九四“勿疑，朋盍簪”。杜甫之后，人们使用此典或作“盍簪”，或作“簪盍”。清代惠栋父子提出“朋盍簪”应从汉虞翻本作“朋盍戠”，此说得到清人广泛响应并在用此典时写作“盍戠”或“戠盍”。由于“戠”字生僻，今人知晓此典者已不多。其实盍簪、簪盍、盍戠、戠盍同为一典，意为群朋合聚，可替代使用。 武晓红（山东师范大学）《汉唐诗歌“天马”名物及其意象释证——兼论李、杜诗歌“天马”意象的创作特征》，论述“天马”在汉唐诗歌中的形象表达，经历了一个由虚到实再到逐步融合的过程。李白与杜甫善写“天马”，都曾将其作为自我精神的投射对象。但在使用时，二人具有不同的倾向。李白由于自身道教徒的角色，其笔下的“天马”形象神化成分较突出。而杜甫运用“天马”和相关典故，则多为事实描写，将名物特性与人的品格相映射，展示出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对物象处理的角度和思路的多重化。 吴夏平（上海师范大学）《“马骨”与“沧洲”：杜诗“绘事”的渊源及义趣》，论述杜诗“绘事”渊源于家学、“绘事”交游及相关研习的交互作用。其“画马不画骨”之论，前人多曲解和误会。究其实质，他所批评的是齐梁以来重形不重义的画风和诗风，是其“尚义”思想在画论与诗学中的统一。杜甫以“沧洲趣”来指代山水画，是其山水美学的精义，对画论发展作了重要贡献。研究杜甫“绘事”诗具有多重意义，据此可进一步理解其画论语境及所蕴义旨的历史真相。 吕家慧（香港城市大学）《灾异观念与灾难书写：以杜甫、白居易为中心》，认为前辈学者讨论杜甫以及中唐以后诗，往往突出其与时事的关联。杜甫号称“诗史”，对杜诗所涉时事的研究，也常强调他的纪实性创作。白居易《新乐府》被认为是中唐哀民病的代表作，“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也强调《新乐府》“信实”的一面。但考察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创作，可以发现，这些纪实作品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灾异观念，他们乃是在传统灾异观念下观察、理解与书写的，这是被文学史家忽略的一面。文章着重探讨了唐人的灾异观念及其思想渊源、杜诗中的时事书写与灾异传统、灾异观念下的白居易新乐府。
需要继续开拓的空间，一是杜甫地理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台湾学者简锦松有《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开了个好头，但在大陆没有产生影响，在台湾也还有一些争议，前几年葛景春教授出版了《杜甫与地域文化》，蔡锦芳教授出版了《杜诗学史与地域文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近几年较为消歇，本次会议也呈现不多。实际是我们可以结合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与简锦松先生唐诗现地研究的优长，走出杜诗地理学研究的新路径。也就在11月3日，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成立，标志着唐诗研究在地理空间研究上一定会开拓出一片新的领域，我们的杜甫研究与唐诗之路研究配合，更能够呈现出更新的世界。 二是杜诗名物与图像研究具有极大的开拓空间，这次会议论文的一个很好的现象是有几篇杜诗名物与图像研究的论文，而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值得开拓。近几年，文学与图像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而二者关联最大的杜诗，更具有开拓的空间。 三是杜甫研究与当下的大数据结合，也是今后需要大力开拓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大数据平台的开发，给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诸如我们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与美国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合作，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布的“文学地理发布平台”就有广泛的影响，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研究的“唐宋文学地理信息系统”也将上线使用，我们如果利用这些平台的信息研究杜甫，我们研究杜甫的成果也交给这些平台发布，这样可以给杜甫研究带来多重传播效应。
最后谈一下我们对会议论文处理的打算：因为本次会议论文总体上具有很高的质量，所以我们一定会编写一部论文集。而为了适应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我们出版论文集的时间可以延后两年，让想先在各类学刊发表论文的学者具有一定的缓冲时间，当然我们也欢迎学者们只在论文集收入而不在期刊发表，两者可以自便。我们希望各位专家根据会议研讨提出的问题对论文进一步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文本重新发给我们。这样编纂出来的论文集，能够成为杜甫研究的阶段性水平的标志。
2019年11月10日